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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朗的變態審查,伊朗電影的奧斯卡最佳

前幾天的奧斯卡頒獎禮,驚呆了我們,韓國電影《寄生蟲》創造了歷史,一部電影拿下了四個小金人。

前幾天的奧斯卡頒獎禮,驚呆了我們,韓國電影《寄生蟲》創造了歷史,一部電影拿下了四個小金人。

《寄生蟲》做到了韓國文化的輸出,做到了韓國電影的世界化。

消息傳來,我們電影人羨慕不已,字里行間都透露著一股酸味,大家開始分析為什么我們走不上奧斯卡的領獎臺?

最后的結論是我們拍不了。

那到底是拍不了,還是拍不好?

電影審查制度成為我們拿不到奧斯卡最好的擋箭牌,一句“拍不了”成為了某些人義憤填膺的最佳解釋。

伊朗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,有著這個世界上幾近變態的電影審查制度,電影工作者一旦敢越雷池一步,不僅要面臨被封殺的結果,甚至有可能要承受生命的危險。

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,藝術家們“戴著鐐銬起舞”,伊朗的電影人依然讓伊朗的電影走向了世界。

1997年,伊朗已故電影大師阿巴斯的作品,《櫻桃的滋味》獲得了當年金棕櫚大獎,這是伊朗電影首次獲得有分量的國際性大獎。

兩年之后,伊朗又為世界貢獻了一部成人童話,這就是兒童電影《小鞋子》到現在這部電影仍然排在豆瓣TOP250的第71位。

進入21世紀,伊朗的電影并沒有停下向前的腳步,2012年伊朗導演阿斯哈·法哈迪拍出了一部世界級成功的作品,這就是電影《一次別離》。

《一次別離》當年橫掃了全球頒獎禮,先是拿下了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,后又拿下了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。

五年之后,伊朗電影卷土重來,導演阿斯哈·法哈迪的作品又一次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,這就是電影《推銷員》。

電影審查制度真不是中國電影走不上奧斯卡領獎臺的唯一原因,從根本來講還是我們的電影人才不夠多,沒有出現猶如奉俊昊那樣一般的電影導演。

一個業務能力超強的電影導演,猶如一個正在準備參加的高考的優等生,永遠不知道電影審查制度會給出怎樣的命題作文,但是總能在有限的閱讀材料之下寫出滿分的作文。

伊朗導演阿斯哈·法哈迪就這樣的電影導演,而他的作品就是伊朗審查制度之下的滿分作品。

《一次別離》首先在劇情上就規避了審查,講了兩個伊朗普通家庭的生活往事,沒有傳達與當局意識形態相背離的思想意識,有的只是生活的流逝和道德的困境。

作為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,《一次別離》肯定要不可避免的去觸碰伊朗人民的宗教信仰,但是絕不是去揭露這信仰的黑暗面,而是把其向上的一面給展現了出來。

納德和西敏都受過高等教育,一個是銀行的職員,另一個是學校的老師,他們和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中產階級一樣,有著體面的生活,也有著煩惱的生活。

現實的生活充滿了一地雞毛,西敏想到了移民,而納德卻不能放棄自己的故土家園,沒有選擇離去,而是繼續堅守伊朗。

于是,西敏決定離家出走,不得已納德雇傭了一位底層的伊朗女人來照顧自己年邁的父親。

偶然的意外,讓兩家人走上了法庭,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出于現實的考慮向法官說了謊,守護住了自己的家庭。

而底層的那位伊朗女人,出于對《古蘭經》的忠誠,選擇了相信自己的信仰,沒有用謊言去獲取不義之財,依然在窮困中掙扎。

這似乎是在贊揚伊斯蘭教的信仰,又似乎是在抨擊伊斯蘭教的信仰。

總之這部電影電影結構精巧,劇情扎實有料,不知不覺之間完成了現實主義的表現和對道德困境的探討。

很多事情不是一時半會能夠改變的,但是創作者能夠改變自己的創作方向,慢慢地在邊邊角角上碰著,總比張口就抱怨的好。

今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,頒發最佳國際影片之前,學院在致敬環節放出了幾部了不起的華語電影。

有《臥虎藏龍》,有《重慶森林》,有《英雄》······

這些電影有審查上的困難嗎?

為什么我們現在連這樣的電影也拍不出了?

這才是我們要思考的根本問題。

中國電影全面倒退,絕不是審查制度單方面的錯,而是我們電影制作的任何一個環節可能都有問題。

關鍵詞: 伊朗 奧斯卡 變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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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枯川